时下人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三大误解：一是将供给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二是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政府调结构；三是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仅是“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方案，切不可望文生义。我写这篇文章，希望能对上面的误解作澄清。
    经济学说：一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总供给与总需求必须平衡。对此学界似乎并无分歧。分歧在于，当总供给与总需求不平衡时怎么办？迄今为止学界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凯恩斯的主张，是立足需求管理，重点扩需求；而供给学派却主张供给管理，重点促供给。这是说，以需求管理为主还是以供给管理为主，是凯恩斯学派与供给学派的分界所在。
    往前追溯，经济学家大多是重视供给管理的。鼎鼎大名的萨伊定律说：“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萨伊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只要管理好供给，就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和失业。上世纪30年代之前，萨伊定律一直被奉为经济学的信条，从未动摇过。然而1929—1933年发生了经济大危机，西方国家失业率达到25%以上。凯恩斯1936年出版《通论》发起了对萨伊定律的“革命”，政府管理的重心从供给侧转到了需求侧。
    对凯恩斯理论我在本专栏作过分析，这里不重复。只指出一点，凯恩斯对战后西方经济繁荣居功至伟，他也因此被誉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就陷入了滞胀。面对滞胀，人们不得不对凯恩斯理论产生怀疑。时势造英雄，供给学派于是应运而生，这样政府管理经济的重心又从需求侧回到了供给侧。其实从政策主张看，供给学派与凯恩斯并无大异。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张政府直接扩投资，而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扩投资。
    毋庸讳言，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我们都曾借鉴过。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办法皆是扩内需；早在2009年初，国务院就推出了结构性减税，今天中央强调“降成本”，内容之一也是降税费。不过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却不同于西方供给学派。前者重在调结构，后者重在减税扩投资。事实证明，当年里根推行减税不仅未解决美国的结构问题，反而加深了结构性矛盾。
    是的，供给侧改革不同于供给学派，那么供给侧改革是否是由政府调结构？当然不是。要知道，供给侧改革有三个关键词，其中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改革”，这里的“改革”，是改革过去那种主要靠政府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换言之，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从供给端发力，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结构而不是由政府调结构。
    我曾说过，政府调结构有三个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来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的结构；第二，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市场；第三，行政手段要比市场手段更有效。可事实上这三个前提并不存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变化莫测，政府怎可能知道未来10年、20年怎样的结构是合理结构呢？而且企业家整天在市场摸爬滚打，政府官员也不可能比企业家更懂市场。再有，行政手段在公共品领域有效，但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市场手段却比行政手段更有效。
    最近听到一种议论，说某资源产业去产能后，现在又出现供给短缺、价格上涨，证明当初就不该推行供给侧改革。我不否认存在这种现象，但却不能因此否定供给侧改革。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有些地方官员没有领会供给侧改革的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供给侧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可是有些地方去产能用的却是计划经济的老办法，由政府派任务、下指标，结果事与愿违与供给侧改革有何关系？
    学界还有一种误解。有人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是“三去一降一补”。言下之意，只要完成了“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便大功告成，可以鸣锣收兵。为何说这也是一种误解呢？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清楚，“三去一降一补”只是供给侧改革的近期任务，长远目标是建立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体制机制，实行供需动态平衡。
    正因为存在这种误解，少数地方才会急于求成，不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前年暑期我赴南方调研，就有不少地方官员介绍说，当地政府为了去产能、去库存，不仅给企业下指标，还规定时间表，要求限期完成。这种做法，显然背离了供给侧改革的初衷。供给侧改革当然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但办法却不是行政手段，而是要通过改革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用市场机制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并由此将近期任务与长远目标相衔接。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用市场机制调结构，并不是说政府可以置身事外。推动供给侧改革，政府应做好三件事：第一，进一步放开价格。让价格由市场决定，充分发挥价格反映供求、调节供求的功能；第二，进一步开放市场。关键是要打破行业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第三，提供公共品并保护产权。但凡市场不提供的公共品，政府皆要提供，而且对公有经济产权和非公经济产权，都应实行严格保护。(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