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有五方，人自然有五方之性。换言之，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分，故百姓的习尚，也无不随其风土为转移。所谓风俗，其中的“俗”字，大抵有下面两层意思：一则“俗”字从人，指的是在下之人的嗜欲。《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二则“俗”字从谷，“欲”字亦从谷，说明人们生活在广谷大川之间，他们的嗜欲就会有所差异。知晓了风俗、习尚产生之源，自然就不会对各地的风俗差异感到大惊小怪了。
    若对南方与北方加以比较，它们的风俗差异相当明显。以学术为例，华夏文化先是肇基于黄河南北，而后才启辟南土。自秦汉以来，闽越之疆始为汉土。所以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尚无学术可言。魏晋以后，南方学术日益昌盛，致使北方学者反而瞠乎其后。这是就学术变化大势立论，至于南北学术派别的差异，清末民初学者刘师培曾从南北的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诸方面，做过颇为细致的剖析，有人若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一下他所写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自会得到很好的答案。明末清初学者顾亭林最为有识，他在《日知录》一书中，寥寥数语就道出了南北士大夫的差异：一是南方的士大夫，晚年大多喜好“学佛”，而北方的士大夫，晚年则大多喜欢“学仙”；二是南北士大夫各有各的毛病。北方的士大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的士大夫，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南北士人风俗之别，其实各有其原因。譬如江南之士，轻薄奢淫，这无疑是梁陈诸帝的遗风；而河北之人，斗狠劫杀，这更是安史诸凶的余化。南方与北方，区域差异太大，其间习俗自然有别，这很好理解。即使同处江南一地，难道就都是吴侬软语了吗？其实也不然。记得吾乡绍兴民间一直盛传一句乡谚，道：“绍兴人讲白话，苏州人讨相骂。”此谚的意思是说，绍兴人说话嗓门很大，不像苏州人那么细声软语，即使是平日里聊个天，嗓门之大甚至抵得上苏州人吵架。
    在过去的时代，因为空间的距离，自然会导致各地的人互相缺乏了解。以南北的交通工具为例，北方人乘车，南方人坐船。若是一个人坐井观天，难免会闹出一些笑话。如在明代，当时南方有一人造了一座船舫。有人嫉妒，就向监司衙门告发，说此家在水中造房，属于侵占，是为害地方的豪霸。监司官是北方人，听了以后大怒，说：“水中都敢造房，还有什么事不敢做？”打算将此人绳之以法。此人多次诉冤，不能昭雪。有一位儒生替他写了状纸。状纸道：“南方水乡，家家有个船舫，即如北方旱乡，家家有个马房。”监司官听后大悟，冤狱得以昭雪。可见，南方人出行坐船，家家建个船舫，不被北方人所理解，正如北方人出门骑马乘车，家家造个马房，而不为南方人所知晓一样。可见，乡曲之见甚是可怕。
    时至今日，乡曲之见风气不衰，转而使地域歧视之风甚嚣尘上。记得在京城工作时，单位里有一位北京人，当着我的面对河南人突发一通牢骚之言：“你看，这些河南人，不愿吃苦。收个破烂，上午11点才出门，下午3点回家，够一天吃的就行。不像你们浙江人，设摊修鞋，大冬天早上8点就出摊，天黑了还在寒风中忙活，能不发家吗？”说我的同乡好，我固然听着受用，但心中总不以此说为然。河南人怎么了？这么不招人待见，动辄即黑河南人。如此的刻板印象，显然已经涉嫌地域歧视，很是要不得。不少上海人最是瞧不起外地人，总觉得他们是乡巴佬。其实，上海人在外地人的眼里，也留下了不好的刻板印象，于是“小市民性”仿佛成了上海人的注册商标。在这一刻板印象下，上海男人无不成了贤惠的“小男人”，至于上海女人呢，似乎都是“嗲”与“作”的高手。有时碰到一个上海人，对他说：“你真的不像上海男人。”他听了会很不高兴：“你骂我？”
    人爱自己的故乡，甚至只见得自己家乡人好，固然无可厚非，一旦故步自封，人云亦云地说一方之人的不好，甚至加以地域歧视，这不止是缺乏雅量，更是无知的表现。对一方之人，切不可有成见，甚至留下刻板印象，否则就会上当吃亏。
    因风土人情的不同，或者久为乡风熏染，一地之人，自有一地的性格。这种人的地域性格，有好有坏，不必一概而论。早在明代，就久已盛传一种“地讳”之说，即以一物或一称代替一省之人，如畿辅(今河北、天津一带)称“响马”，陕西称“豹”，山西称“瓜”，山东称“胯”，河南称“驴”，江南(今江苏南部)称“水蟹”，浙江与安徽徽州称“盐豆”，浙江又称“呆”，江西称“腊鸡”，福建称“瘌”，四川称“鼠”，湖广(今湖南、湖北)称“干鱼”，两广(广东、广西)称“蛇”，云南、贵州称“象”。假若一个人有学识，肚量自然就大，就不以“地讳”为讳，甚至可以拿地讳互相戏谑。明代的文人学士就是如此。如成化年间，兵部尚书陕西人杨鼎，与刑部尚书福建人林聪在一起相聚。林戏道：“胡儿十岁能窥豹。”这是说杨鼎多须而年少。杨鼎随即反唇相讥：“瘌子三年不似人。”又河南人焦芳路过李东阳官邸。李东阳是湖南人，焦见屋檐底下晒着鱼干，就戏道：“晓日斜穿学士头。”李东阳应声道：“秋风正灌先生耳。”这是因为谚语有“秋风灌驴耳”之句。就此而论，我倒认为，各处之人相处，应该多向明代的文人学士看齐，有一种大度容人的雅量，不要剑拔弩张，针尖对麦芒。人不仅要读万卷书，更应行万里路。唯有如此，方可不再怀抱乡曲之见，更不会陷于地域歧视而不自知。
    (陈宝良，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