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近70年持续探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历史进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传承发展,构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精神资源,值得书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当代文艺工作者普遍存在“功力不足”“后劲不足”的问题,主要是指: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精神资源的思考、把握、汲取还远远不到位。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置身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以宽阔的世界视野、深刻的历史眼光思考我们走过的路
    中国文学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大地
    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是中国灿烂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走着不平凡的路,不能离开中国大地,不能脱离中国文化,不能脱离中国人民,这是历史的结论。
    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美洲、澳洲的原住民惨遭屠戮,他们的文化几乎被消灭殆尽,非洲则更为灾难深重,今天,大多数非洲国家官方语言是西方语言,这就是殖民主义的结果。
    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上只剩下一块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大陆,这就是亚洲大陆(其中印度几乎成为英语国家,这算是一个例外),而世界上只有一个古老文明成功战胜殖民主义空前挑战,这就是中华文明。
    100多年来,中国人民的奋斗证明:一个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完全可以成功应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挑战,在重获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同时,形成高度文化文明的自觉与自我认同,实现自身传统伟大复兴与新生。中国人民的奋斗证明: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除了成为残忍压迫者、掠夺者,或沦为被欺凌、被剥夺的奴隶之外,人类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更值得追求的道路可以选择。
    近代以来,为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先进的中国人到世界上去寻求真理,中国新文学先行者们也是如此,但他们最终都认识到:西方理论、西方文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中国文学除了为中国人民服务,除了走中国自己道路别无其他选择,乃是基于这样一个简单道理:虽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天还是中国的天,我们的地还是中国的地,我们的语言文字还是中国语言文字,我们的人民还是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劳动、战斗着的人民。
    离开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中国语言文字、中华文明就无所谓“中国文学”,离开中国文学伟大传统,现代世界甚至就不可能存在不同于西方文学的其他文学传统。
    对中国文学光荣传统要有充分自信
    中国文学有着极其光荣的传统,对这个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自信。
    近代以来,进步作家们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传统文学创造性转化,其根本目标,就是使我们的文学更加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贴近中国大地,而不是相反,去走全盘西化、以西方文学为圭臬的路。
    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划时代地梳理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在这篇文章中,他肯定国风、楚辞、魏晋文章、韩柳元白、元明戏剧、明清小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陈独秀肯定这个传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因为这一传统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之“心声”。与此同时,他深刻批判中国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积习,认为那是贵族和士大夫阶级精神空虚的表现,那种文学不过是那个腐败阶级的文字游戏。
    旧中国腐败,是一种精神腐败,近代以来历次革命与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政治与社会革命没有触及精神领域,没有触及伦理价值观、情感和文化艺术层面,因此,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认为,在推动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同时,必须推动情感、意志和伦理价值观变革。在这篇划时代文献中,他以“六义”倡导新道德,而在《文学革命论》中,他则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为使现代中国改革者能够洗心革面、祛除贵族和士大夫阶级习气。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虽是为呼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而作,但其立意比后者更为高远。而之所以文学革命决不等于白话文运动,就是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文明现代转化“关键一招”。最形象说明这个问题的是1919年《新青年》杂志第6卷的5、6合刊,这期刊物既刊载李大钊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刊载鲁迅小说《药》。《新青年》不仅是一本思想性刊物,更是思想、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完整呈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它讲述、呼唤的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前进方向。因为鲁迅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画出国民沉默的灵魂,他开创现代中国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和写实文学,抓住中国社会根本问题:“一盘散沙,人人得以欺之”。
    鲁迅的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精髓有着相似的主题:物质主义、社会原子化和自私麻木心理逐步瓦解社会团结有机体,涣散社会能力。但是,无论是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还是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无论是易卜生《玩偶之家》还是阿尔志跋绥夫《碳画》,都是对西方现代性问题——“群氓型物质社会”的诊断,而鲁迅文学则是因为立足中国大地,因为对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的直面,而屹立于世界文学的高峰。
    1927年,当买办资产阶级攫取中国政权之后,在反动派杀戮中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掌握文化领导权”作为一个阶段中国社会革命重要任务,从而掀起“革命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张闻天、茅盾、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所开创、奠基的——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创造,就没有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
    在鲁迅鼓励与扶持下,中国产生第一批自觉为工农群众、社会革命而写作的青年作家,其中,柔石就是最杰出代表,他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深刻思考暴力、阶级和性别问题,以空前深度和广度,显示中国革命文学实绩,鲁迅用“伟大也要有人懂”来赞叹柔石小说,就是因为鲁迅勇于反抗反动派杀戮,同时他对舶来的左翼文学理论也感到不满,鲁迅深刻指出:与其说理论不能代替创作,不如说照搬西方理论——包括左翼批判思想和理论,无以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革命。中国进步文学不可能是从外国舶来的,只能是从中国人民的斗争中,从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
    在思想和情感上认同“人民的文艺”
    中国文学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这个问题,是在延安时期得到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革命有文武两个战线,这两个战线长期被反动派从中间隔断了,现在有了这样一种客观的条件,使两个战线结合起来,而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两条战线主动地结合起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这就是“讲话”所提出和回答的根本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指出,为进步的作家们所唾弃的文艺有两种:一种是为沙皇统治服务的文艺,一种是为资本家赚钱服务的文艺,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则是建立在“两个超越”基础上的文艺,它同时要超越“落后的亚洲写作”和“先进的欧洲写作”,即同时要超越“警察的监督”和“买卖关系”的束缚。
    在毛泽东看来,作家们到延安来,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国民党监禁屠杀和文化出版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必须看到的是:作家们对于国民党的监禁屠杀感同身受,而对于文化资本家压迫剥削的认识,就不那么深刻,因此,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而这个所谓“王国”,就是所谓的写“内心”和“人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年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出版《启蒙辩证法》指出,所谓“表现内心”就来自康德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今这种道德法则其实就是指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文化生产中,所谓普遍人性不过就是文化制造商根据市场概率统计而算出来的平均数,当文艺创造变成“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时候,人的解放就由一个与社会革命相关的政治问题变成商业问题。
    正因为小资产阶级没有看穿这种骗局,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人性”。而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谈“人性”、写“内心”,实际上却没有认识到,当“人性”已经成为一门生意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在“人性”旗号下谈买卖。在这个意义上,作家不过是资本家的奴隶和赚钱工具。
    毛泽东认为,我们反对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文艺,同时,我们也反对打着“人性”和“内心”的旗号,为“作买卖”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因此,进步的文艺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脚下这块大地服务。而只要摆正作家与人民群众关系,那么,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学生,人民是我们活着的观世音。
    为什么说“人民需要文艺”?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不仅是追求、践行真理的运动,也是把一切人民从情感上、意志上、信仰上加以组织和提高的运动,而在后一方面,文艺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
    为什么说“作家需要人民”?因为要解决内心苦闷不能靠关起门来发牢骚,改造社会需要广泛社会运动,这也是因为精神升华不仅是理论、认识和知识转变,更是情感升华与转变。如果情感上没有转变,大家头脑里就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们之所以要开文艺座谈会,就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是情感的艺术,开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情感的问题,只有思想认识上通了,情感上也通了,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
    新时代中国文学要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
    今天,新文化运动过去一百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中国文学砥砺前行,历史将记住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走过的苦难辉煌,记住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辨识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需要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艺。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置身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革命进程中,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以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刻的历史眼光思考我们走过的路。
    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近70年持续探索,97年伟大社会革命实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历史进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传承发展,构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精神资源,面对如此丰富资源,值得书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把握能力。当代作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功力不足”“后劲不足”的问题,主要就是指: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精神资源的思考、把握、汲取还远远不到位,甚至还处于起步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光明在前,我们在冷静分析严峻风险与挑战同时,必须保有充分自信和对胜利的自觉。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经说过:“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他还曾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今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学在正视困难与挑战的时候,尤其要使中国与世界看到光明,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使我们的人民空前团结起来,而不是像鲁迅当年所批评的“散漫下去”。
    我们的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什么别的新时代;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而不是别的什么文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归根到底,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人类进步的方向,什么样的文艺才是人类和民族精神前进的灯火。我们之所以不能跟着西方爬行,是因为西方现代文艺,从本质上说,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是为资本家赚钱的文化生产,而历史证明,那是文艺的歧路,而决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中国文学自己的道路,就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肯定的:“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韩毓海，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