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历史总结，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里所指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不仅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系统化”，而且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经济学说的“系统化”，在这一庞大的学说体系中，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占据了重要地位。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并且明确指出，“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历程，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理论研究热潮。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高潮，并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不仅很好地指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研究高潮因“文革”而中断。“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向前推进，我国出现了第二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高潮，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重要论述，强调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下，从2016年年初开始，我国出现了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次高潮。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和指引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科学理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次“新飞跃”，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的著名经济史专家汪敬虞先生就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而来，而是或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带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外国资本主义新的生产力的引进。大量的历史证据都表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马恩笔下的典型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在近代以来所走上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同于马恩等经典作家预想中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表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一定集中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可以在单个落后国家率先发生，而后波及其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的，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交织进行的，这也与马恩所预言的革命顺序有所不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谱系中的特殊类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从经济史角度进行定位，就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空规定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完整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建立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执政，就是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应该说，对于这个核心的认识，正是从历史的角度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新的表述，他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引用了一段邓小平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始终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互动出发，来解释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我国经济史学界一贯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譬如，汪敬虞先生以资本的发展和不发展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既是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促进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它所产生的两种相向作用，是互相矛盾的，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又是一致的。这种双重作用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放脚”与“铐手”。“放脚”主要体现在新生产力的开发、中国资本主义的启动上；“铐手”主要体现为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享有的特权地位，严重压迫、束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根本无法达到促进本国资本积累的目的，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资本所摄取，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启示我们：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解决生产目的问题，也即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相统一的问题。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必须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丧失了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的十九大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正是从这个根本立场出发做出的深刻判断。只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满足人民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才能实现内在逻辑的自洽。
    深刻领会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根本用意和总体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共产党首先采取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生产生活的经济政策，在准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以公有制为绝对主导地位的新型生产关系的确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合作社、人民公社掌握了巨量的经济资源，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宏观上，计划经济体制确立起来并在全社会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中观层面，产业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军民经济结构、外贸经济结构均得到合理调整。在微观层面，企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修建了大量公共生产设施，生产的规模效应得以显现。生产方式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仅用五年时间，就基本上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实现的。
    在以往，我们往往把生产关系改革的意义定位在“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这一层面，实际上，在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生产关系往往是先动的。革命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上层建筑和国家政权强力改革生产关系，进而引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并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事实，为这一理论逻辑提供了重要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改革生产关系不仅仅是为了被动适应现实的生产力，而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引领式发展”，通过改革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譬如，近年来，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国家实施重大经济战略提供了载体保障，为重大科技工程、创新工程的开展提供了研发保障，也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布局优化提供了可行路径。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根本用意和总体方向，应是发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各自优势，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并由此引领社会主义生产的良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难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阶段，是引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治经济学。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艰难探索：一是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还面临一些尚未解决的难题，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基本规律的理解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二是现有的理论还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更好地加以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加快理论创新，加快对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创新应用。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这对我国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高度重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作用
    我们党历来重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提炼理论认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本质特征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指导实践工作的过程。1978年以前，由于固守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本质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这一层面。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突破了市场经济这一理论和实践“禁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立，彻底转变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作为理论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实践活动迫切要求理论上进一步突破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本特征的经济思想史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总结这一演变历程，我们提炼出的理论经验是：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发展阶段；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与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计划，也可以运用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大战略任务。“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提法，正是在回顾和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而生产方式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无非是生产方式在宏观层面上的表现形式而已。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都指向如何最优地配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其通过合理的组合和搭配，最大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除了生产方式，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内容，因此，“现代化经济体系”突破了“经济体制”的单一话语体系，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逻辑主线纳入其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工作提出了至少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抓住新科技革命机遇，加快生产力发展；第二，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强做优做大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促进非公有制蓬勃发展。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只有以史为鉴，辩证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遭受的挫折，并把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吸纳进来，才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开展这项工作，需要经济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体现中国历史，彰显中国风格，饱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王立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