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古稀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一直逆势而为，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多边贸易协定，不断挑起贸易战，近期更是违背WTO规则，公布了对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制裁清单。本文将简短分析特朗普的“醉翁之意”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贸易战的主战场不在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加工贸易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加工贸易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形式。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超过一半来源于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这些外资企业从日本和韩国等国家进口中间品，再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加工组装，出口最终品到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特殊的“三角贸易”造成的结果便是：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等中间品提供国的贸易总值大幅逆差，对美国等最终产品需求国的贸易总值大幅顺差。因此，如果使用贸易总值法核算中美贸易差额，中国实际上在替日本和韩国等中间品出口国“背锅”。在使用更为科学的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后，中美贸易顺差将大幅缩小。
    尽管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加工贸易，现阶段美国对中国征税清单中的商品并没有包括许多大型外资企业主导加工出口产品及传统的纺织加工产品，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清单也避开了加工生产所需要的核心中间品。这一方面是因为加工贸易使得中美两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违反“比较优势”对加工贸易进行制裁，势必引起两败俱伤；另一方面，美国公布征税清单的主要意图是增加中国谈判的难度，以迫使中国在服务业等其他领域进一步开放市场，并遏制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中国的反制既体现了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分析，又表现出对美国政治格局的考量。
    规避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的两种路径
    即使中美贸易战中的制裁与反制没有实际执行，美国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也会给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积极实施反制的同时，中国至少还有两种路径可以化解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首先，中国应该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抱团取暖”比“单打独斗”更有利于一国分散经济风险。相对于发达国家参与的贸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在过去二十年间增长迅猛。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南南贸易”潜力巨大。中国既可以向沿线国家出口钢铁等在国内市场具有超额供给的产品，又可以从这些国家进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农产品。通过增加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中国可以有效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当然，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应该积极与俄罗斯、欧盟发展经贸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需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问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较容易受到国外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拥有规模巨大、潜力无穷的国内市场，应该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促进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体经济发展，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改革户籍制度，激活农村消费。
    深化改革开放，打通内外贸联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无论这次贸易战的结果如何，全球化进程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同时，还需要注意进一步打通对外贸易与对内贸易的联系。2003年中国商务部的成立，实现了行政上的内外贸管理一体化。然而现实中，企业在内外贸经营上存在典型的分离局面。很多出口企业仍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内销规模不足。究其原因，国内外需求不同、海关监管制度差异以及国内贸易壁垒较高等因素，使得企业的出口与内销产品在生产标准和销售成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进行大规模出口和内销的难度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风险抵御能力不足。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小规模出口企业会以牺牲利润为代价，选择相对保守的加工贸易，进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因此，打通内外贸联系对于扩大企业规模，进而增强企业风险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势必进一步发展。由于沿线国家中有许多与中国需求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产品也会在更大程度与内销产品一致，这使企业能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完成转型升级，进而能更有效地避免与应对贸易摩擦。同时，中国政府可以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扩大自贸区试点，探索自由港建设，并加大国际宣传力度。这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国内各类企业创新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中国在中美经贸谈判时的砝码，使得美国放宽对其技术出口的限制，进而平衡中美贸易。
    (刘晴，作者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