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发表声明说，他已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额外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是否合适。特朗普政府将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归因于中方，显然无视双方贸易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以及美方在两国经贸问题上的消极作用。
    长期以来，美国以贸易逆差问题对华采取单边措施，导致中美贸易摩擦频现，并在当前呈现逐步升级的态势。实际上，由于美国扭曲的贸易政策，中美贸易结构不但不能充分体现各自的竞争优势，更难以有效缓解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从美国的货物进口增速多高于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但并未抵消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额的增长。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出口额4297亿美元，进口额为1539亿美元，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同期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1303.7亿美元，自中国进口货物5056.0亿美元，贸易逆差则高达3752.3亿美元。这其中尽管有中国贸易竞争力增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长期扭曲的贸易政策。
    美国有很多产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由于采取了限制性的出口政策，这些产业的出口能力受到极大的抑制。从中美货物贸易数据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对中美贸易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高技术产品出口领域，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对华逆差总额的比重近40%，而对其他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则多为顺差。这意味着美国如果放开对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那么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将会因此下降40%甚至更高。但美国不仅不放松对华技术管制，还以限制中国对美出口高技术产品等更加扭曲的贸易政策来应对自身政策带来的不利后果。在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对华“301调查”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涵盖约1300个税号的产品，主要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高技术行业。
    在中国需求较大的能源产品、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方面，美国也曾长期限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在特朗普政府放宽这方面的政策限制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大幅增加，为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进行选择，中美在进出口贸易结构上将充分体现各自的产业优势，双方经贸关系也将因此实现互惠互利并趋于平衡。
    中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各有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上也扮演着不同角色。中美各自拥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双方拥有优势互补的基础和潜力。中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竞争优势，而美方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上有竞争优势。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很强，并为两国贸易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据，1979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17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6亿美元，增长了230余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反映了两国经济的高度依赖与互补，也体现出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
    与此同时，从中美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各自的优势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根据美国商务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自华进口的机电产品总额为2566.3亿美元，占自华进口总额的50.8%。同期，美国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总额为250.0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19.2%；对华出口最大的商品类别为运输设备，出口额为295.1亿美元，占对华出口总额的22.6%，其中航空航天器出口162.7亿美元。
    由此可见，机电产品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而美国的优势产业出口竞争力却并未凸显。这既反映了中国在机械和电气设备、电子和电器产品、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元器件生产上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也反映了美国很多产品的出口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实际上，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不仅表现在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较大逆差，也表现在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是中国第一大服务贸易逆差来源地，并且逆差增长迅速。在过去10年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增长了33.7倍；2011年至2016年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额从67.7亿美元增加到556.9亿美元。
    之所以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常成为中美双边贸易争端的诱因，而美国对华的服务贸易顺差却未导致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张，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中方在贸易问题上则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同时，中国还主动开放市场，为美国对华出口创造机遇。中国希望积极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和农产品，深化服务贸易合作，也希望美方加大对华民用技术产品出口。同时，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积极赴美投资，也欢迎美国企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合作项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扩大经贸合作有利于两国各自经济的发展。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并最终落实到推动双方对彼此实行更高水平的开放政策。
    (作者：徐秀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