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前，马克思诞生。200年后，他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成长为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是“一学就灵”。但这个“一学就灵”，并不是依靠简单的传播和移植，其间充满着经验教训甚至是血泪交加。要深入了解这一历史过程，进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毛泽东同志的“九篇文章”不可不看。
    “贩卖马克思”会毁掉革命
    “九篇文章”是指，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至1943年所写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是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每一批判独立成章，所以称为“九篇文章”。
    经权威发布的节选部分，见之于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为题，约5000余字。一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组文章是“嬉、笑、怒、骂跃然纸上”，可视为“激愤之作”。为什么会在上世纪40年代产生这一激愤之作呢？
    从进入中国开始，马克思主义就面临一种反对意见，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实际难以吻合。上世纪30年代，就有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想捆绑在一起，认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十月革命虽然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要“有一个艰苦的历程去消化它”。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宣言》固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上面没有中国的“蒋介石、陈独秀”，也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
    可还是有人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了成功、证明了是真理，中国人照章办理，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一些人凭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的经验，开始了革命之路。
    在革命之路上，中国问题的实际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俄国的经验之差异慢慢显现出来。例如，像俄国那样靠攻打城市取得革命的胜利，事实一再证明是不可取的。又如，像俄国那样一味强调依靠工人阶级，也是不可取的。显然，中国是一个更为广大的农业国家。
    革命被迫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在政治上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革命的敌人，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拒绝与发动“福建事变”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结果，红军在苏区几乎陷入绝境，红军人数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差不多全军覆没。
    问题是，这一切都是顶着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生的。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九篇文章”中愤怒指责道：“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可见，“专门贩卖马克思”不仅不会带来胜利，而只会毁掉革命，这就是血泪交加的历史教训。
    事实上，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同志就特别批评过：“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此处之“本本”，即马克思主义包括共产国际的经典著作。
    毛泽东同志还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可见，毛泽东很早的时候就破除了对“本本”的迷信，而主张将实际情况置于“本本”之上。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判断。
    “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事实上，“九篇文章”就特别注重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其要义如下：
    第一，革命之成败并不取决于是否时时处处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中央苏区的失败看成“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就是因为教条主义的领导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因此，毛泽东同志振聋发聩地提出：“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这可以理解为，“少了不行”是指共产党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多了也不行”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招牌，甚至“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
    这种带来失败后果的“马克思主义”，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力透纸背地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
    第二，要坚持的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正确的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变为“自由王国”，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穷尽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但它告诉了我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等于给出了“一把钥匙”。因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要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要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
    毛泽东同志还批评道：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
    第三，革命欲成功，必须遵循革命的客观规律，“打倒一切”的革命必然失败。
    从主观愿望上说，大家都希望革命早日成功，都希望打败敌人、壮大自己。可是，革命仅凭愿望就能胜利吗？毛泽东同志借由对“左”倾教条主义形象而辛辣的描述，展开了一番说理：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起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反复证明，不能以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就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证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之真理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革命主体对一切客观因素(世情、国情、党情及其关系)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由此，中国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完成。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永无止境的。
    (黄力之，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