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有学者曾将2012年至2016年期间国内学界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认为目前仍然欠缺的是对目标受众的细分、对特定地域受众的心理诉求和行为习惯的研究。本文即对此缺憾进行回应，尝试从修辞叙事学的路径探讨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内涵及其实践意义。我们将从叙事的功能入手，厘清修辞叙事与其他叙事类型的区别，进而探讨情境、受众以及叙事的构成要素之于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意义。
    叙事的三个功能
    叙事的形态纷繁复杂，甚至可能渗透在各种并不以叙事为表征的文本中，比如歌曲、政治演说以及广告等。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叙事研究吸引着来自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兴趣。基于跨学科视角，叙事学研究者卢凯奇(Lucaites)与肯迪特(Condit)在1985年的《传播学学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叙事分为三种模式：诗意叙事、辩证叙事以及修辞叙事。这三种形态分别承载了不同的叙事功能。
    诗意叙事的终点在于呈现美、表达美，是为审美；辩证叙事的根本目标在于发现真理、呈现真理，是为启示；而传统修辞叙事则以征服目标受众为终极目标，是为说服。进一步区分这三种形态的叙事功能，审美功能最重要的评价标准是诗意的表达本身，因此叙事文本是否具有外部效度，并不能作为评判审美叙事的指标。此外，叙事的内容、情境甚至受众的重要性也要让位于形式的艺术感。比如某些科幻题材的影视剧并不以是否符合物理学原理为叙事的首要标准，而某些诗意和绘画的表达也并不以受众能否理解为首要目标。
    与此相反，作为以发现真理为目标的辩证叙事则要求务必遵从客观，因而将事实、科学逻辑和经验证据作为叙事的内容，外部效度作为检验辩证叙事的标准。比如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假新闻、艺术性过强的新闻都会遭到质疑、批评，甚至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修辞叙事理论则认为，叙事的形式、内容固然重要，但最为根本的是关系，即通过叙事与特定受众建立的关系。怎么说和说什么都要为建立这种关系服务。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对此，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将此关系等同于说服关系，说服特定目标受众是修辞的根本意义。而以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则认为修辞的目标并非倾听者被言说者征服，而是认同。
    修辞叙事的意义在于关系的建立
    无论说服还是认同，言说者与阅听人的关系建设都是修辞叙事的核心，这与审美修辞和辩证修辞有着本质的区别。修辞叙事的根本在于赢得受众，不只是真相和真理的呈现，也不只是完成言说者或创作者个人的艺术理想，更重要的是让特定的目标受众能够听懂、理解，进而认同。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四个讲清楚”是一致的，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讲清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从修辞叙事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四个讲清楚”的理论内涵。
    一是受众适应。没有差异就没有认同的必要。叙事实践包括“由谁说”和“对谁说”，而这两个“谁”的问题都牵涉到身份的界定。正因为有言说者与倾听者的身份差异，诸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等，修辞叙事必须遵从的是基于特定受众调整叙事文本，即为受众适应。包括两个原则：一致性与简洁性。一致性强调的是叙事应该遵从目标受众所能认同的法理与人情，即叙事的科学逻辑与社会逻辑均要在关切目标受众的基础上去建构。简洁性则强调在多元意义空间，切中要害、聚焦核心议题的关键性。正因为身份的差异、认知的差异，模糊的表达会削弱叙事的传播效果。因此，受众适应的策略既包括表达上的言简意赅，也包括内容上的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将受众的注意力进行框架化引导。如学者崔玉英提出，议程设置是对外传播的核心和关键，要通过前瞻性、主动性以及有针对性的议程设置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突破。
    二是方向与目标的一致性。受众适应不是受众迎合。除了科学逻辑和社会逻辑的一致性之外，叙事者需要保证方向的一致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修辞叙事的目标是赢得受众，让受众可以认同某种价值、观念或者政策。那么保证叙事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前提是叙事者要明白自己要表达的是什么。正如有学者指出，光抱怨自己的话语别人听不懂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把自己的道路、制度、理论进行科学客观的学理阐述，把中国故事背后的一系列自洽的概念体系、价值和逻辑支撑理清楚。
    三是普适与特殊。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或者争议是，是否存在某种叙事结构或者元代码，放之四海而皆准。修辞叙事理论认为，剥离情境的结构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一次叙事面对的受众不同、环境不同，而修辞叙事的终极目标是赢得确定的“唯一的受众”，修辞叙事一定是情境依赖的、不能独立存在的文本。由此，修辞叙事强调，叙事的讲述者、创作者以及演讲者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汶川地震的亲历者会讲述故事，而记者会将这些故事进行整理、创作，最终将可能通过他人的口播报道或者新闻发布场合演讲出来。这三者都是叙事者，但是扮演的角色因为面对的情境、受众的不同可能完全不同。然而，我们也看到修辞叙事在强调多元性与复杂性的同时，对结构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比如，当我们对汶川地震中《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结构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前者对地震的框架体现在“罹难者的故事”，而后者的框架则是“救援者的故事”。传播学者程曼丽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外宣媒体或媒体中专事对外传播的部门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如何将中国故事的特殊性与外部受众普遍的心理诉求结合起来产生共振、引发共鸣是关键所在。
    “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要素
    博克认为，修辞叙事之所以能够解决悬置争议、抵消质疑，甚至实现认同，依托的是象征性的表意系统，这一系统包括以下元素：角色、道具、表演、场景、目的，即所谓的戏剧五要素理论。他将这五要素作为整体来解释，五要素融合在社会戏剧中，产生冲突的地方恰恰是象征意义的栖息之所。以下我们从人物和情节两个方面阐述其对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价值。
    一是人物。除了认同之外，代入和移情也是叙事研究的关键变量。一些研究发现，叙事的人物和情节对于受众的代入感、对主人公(或其他角色)的认同与移情具有显著影响，认同、代入与移情正是叙事不同于非叙事而能够在人们的态度乃至行为方面产生作用的重要中介变量。有学者直接将叙事界定为，由一系列相关事件和人物构成，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生，包括或隐或现的主题的文本。以此观之，讲好中国故事想要使目标受众能够发生强烈的代入感和移情，故事中人物的再现质量成为重中之重。当前学界在强调讲故事的主体的同时，故事中主体的形象刻画，主人公的成长、蜕变过程，仍然值得关注。正如前述修辞叙事学对叙事主体的差异性研究强调的，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可以是政府、企业、智库、民众、媒体，但是这与故事文本中的主人公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比如有研究发现，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与目标受众的相似性会直接影响到代入效果。当故事主人公与受众的一致性越强，在阅听故事的同时，受众就越容易进入故事情节，忘记自己与主人公的其他差别，而关注于相似之处，进而发生所谓的代入效果。
    二是情节。从修辞叙事的视角来看，情节的冲突性也会影响叙事的效果。西方的修辞学逻辑是由分而合的逻辑，即因为身份的差异，冲突、矛盾乃至分裂的存在，才有了修辞、对话的必要性。修辞叙事往往因冲突而起，担负着化解冲突的责任。修辞叙事强调的是故事发展的过程性，通过矛盾的出现与化解实现对受众的卷入进而认同。这同强调论点预设与证据铺陈的辩证叙事有着根本不同。由此，中国故事的建构仍然要强调情节性，而不应将其创作成政论文体甚至说明文体，为了证明观点而损害了其叙事性。修辞叙事对情节和矛盾的强调，其实力图复刻的是对话的原始情境，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是消解对立，化解矛盾，而不是回避矛盾。
    综上，我们探讨了修辞叙事视角下“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内涵，希望以此强调受众调适、人物和情节的重要性，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以认同为目标，通过修辞叙事的媒介，而在言说主体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青年项目“新媒体情境下政府新闻发布的实证研究”(FJ2016C108)阶段性成果)
    (宫贺，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