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今年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周年，更是马克思的英名传入中国近120年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100年。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首次在中国介绍马克思大名与观点，其地点正是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迅即照耀欧洲，震撼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以天才般的预见和极具才情的语言描述着这一“幽灵”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前程和命运。
    传教士首次带来“马克思”
    119年前，马克思的英名由西方传教士引入上海，直接传入中国。
    马克思的英名及其学说究竟何时传入中国？这在国内学界曾引发热烈讨论，出现过1898、1899和1902年三种观点。
    1985年，广西民族学院林琳指出：“公元1899年2月(清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的《大同学》第一章中有一段话首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他引述《大同学》中一段原文：“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帛，必将尽入其手。’”他据此认定：马克思的最早中译名就是马克思，他的名字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是1899年2月。“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
    但是，宁波大学陈铨亚1987年9月10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提出“1898年说”。其依据是：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扑(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此书因广学会的著名人士李提摩太委托，由胡贻谷翻译，于1898年夏天在上海以《泰西民法志》之名交付广学会出版”。此说后来被华东师范大学周子东等编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吸收，也被其他一些学者引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宝林1998年4月3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对马克思学说1898年传入中国说提出质疑，“经笔者考证，此说可能有误”。该院王也扬2000年3月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通过颇有说服力的史料，明确支持唐宝林的说法。他说：“现藏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图书馆的广学会1912年度工作报告(英文)中有当年该会新版(New)和再版(Reprints)书籍的完整目录，《泰西民法志》(History of Socialism(Kirkup)by I.K.Hu)清楚地列于1912年新版书之中，并记有印数1000册。而1898年度的广学会工作报告并无出版此书的记录。另外，笔者还见到《泰西民法志》的译者胡贻谷1917年为其老师谢洪赉(又名庐隐)撰写的《谢庐隐先生传》(现藏上海图书馆)，书中写道，‘著者获遇先生，在一八九八年之初，盖为余初入中西肄业之年也，时年仅十四。’显然，一个初入中西书院学习的14岁少年是不可能翻译《泰西民法志》这样的著作的。1912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书前有译者胡贻谷写于宣统庚戌(1910年)的序，版权页上印有‘上海广学会藏版，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字样。”
    此说一出，讨论停止。
    一场争论终于回到原点：最早准确翻译马克思名字并介绍其部分学说的，正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根据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 Revolution)一书翻译、上海人蔡尔康笔述、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的汉译书籍《大同学》。
    然而，中国最早一批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书籍，毕竟处于马克思学说引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不仅限于片言只语，且其文字甚至内容也不乏误译之处。所以，国人真正知道并关注者寥寥无几，因而并未产生什么社会影响。
    先到日本，再到中国
    20世纪初，马克思学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日本影响留学生，间接传入中国。
    日本是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最早关注的国家，也是他们出国留学的首选之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影响日益扩大，日本舆论界惊呼“差不多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时代”。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西川光次郎的《社会党》等著作均广为传播，名噪一时；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在上海被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最初主动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国人，是一批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梁启超(1873-1929)被誉为最早在中国以文字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902年10月16日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说:“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心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据此，他给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
    这由中国人在自己创办的刊物上最早向读者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文字，因为在日本创办，读者对象多为留日学生，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对国内发生影响。而且他们只是选择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既不够全面，更未谈及如何运用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20世纪初资产阶级维新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没有在国内产生直接影响。
    “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辛亥革命前后，马克思学说由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
    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成分复杂，但主体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尤以革命派最多，代表人物是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廖仲恺、戴季陶、马君武等。他们留日之际，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他们在日本从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也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学说，并运用于解释中国社会问题。
    时人景梅九回忆，在日本他们发现“各种社会学说，里头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心折剩余价值说”。正是通过日本的中介作用，中国民众“知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存在”，也正是他们救亡图存的爱国愿望、完全相同的留日经历、革命排满的政治主张，成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动力。
    马君武是最早宣传马克思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3年他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但这仅仅是提到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没有对其本人及学说进行深入研究，因而注意的人并不多，也没有对国内产生什么明显的影响。此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月刊也在1903年第8期上刊载文章，零星地、碎片式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中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朱执信(1885-1920)是传播马克思学说文章最多、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称赞朱执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他被公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在朱执信遇难一周年纪念会上，身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的陈独秀送上挽联：“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以示崇敬之情。
    胡汉民侧重选择和传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内涵，指出“唯物史观实是贫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并高度评价了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而且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其基本内容“包含社会组织进化论和精神的生活之物质的说明两大部分。而阶级斗争说又是当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解读历史和观察现实问题。所以，胡汉民被认为是“代表了五四时期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
    资产阶级革命派传播马克思学说，在内容的系统性上远远超出资产阶级维新派，而在传播的时间上则明显早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对马克思学说进行的是选择性传播，他们都没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更没有把握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和精髓，因而最终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以及对马克思学说所做的中国式的解读，不是为了运用，而是批判甚至否定，从而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
    无政府主义“其凋也速”
    20世纪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刘师培、刘师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二是以李石曾、吴稚晖等为代表的在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三是国内以江亢虎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以刘师培、刘师复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向国内传播无政府主义。从1910年左右起，以“二刘”为主要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一道，构成中国现代意识形态的主旋律。
    至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界达到最繁盛的阶段。蔡和森说：“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以至于“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等地均有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可见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之大。
    刘师培(1884-1919年)，江苏仪征人。1906年春曾至芜湖与陈独秀在安徽公学组织岳王会，宣传革命。1907年春赴日留学，受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6月即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行无政府主义，鼓吹共产主义，组织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克鲁泡特金的《总同盟罢工》等，是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滥觞。1908年回国。辛亥革命后辗转来京，曾参与筹安会，失败后应蔡元培之邀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成国粹派代表。1919年11月逝世。相关代表作有《<共产党宣言>序》等。
    刘师复(1884-1915年)，广东香山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1911在广州创建“晦鸣学社”，宣传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1912年5月，他在广州组织了“晦鸣学舍”，发刊《晦鸣录》，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同年7月，又与黄凌霜、区声白等组织外围组织“心社”，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建立组织并扩散到手工业工人中，如广州的“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等。他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第二阶段的代表，直至1915年3月病逝于上海。相关代表作有《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和《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和手段》等。此外，1918年，刘师复所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梁冰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劳工杂志《劳动》，这份杂志首先在中国介绍和赞美了俄国的“十月革命”。
    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是空想社会主义。他们介绍马克思学说，用意在于证明他们的主张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半面的社会主义”。意在说明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优越，进而说服国人以无政府主义为信仰。所以，他们一面介绍《共产党宣言》，赞扬马克思“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一面又大谈所谓“马氏学说之弊”。因其一直是选择性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鳞半爪，而不能把握真谛，更不能付诸实践，所以，“其兴也忽，其凋也速”。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者在1920年代初的论战中完败于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中，江亢虎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被“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的张太雷、俞秀松等组成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戳穿了本质，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前败下阵来，从而在理论上破产、实践中衰落。
    “三李带回马克思”
    虽然五四以前多种政治力量曾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一定的介绍，让国人不仅知晓了马克思、恩格斯，也略知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等主要理论，但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宣传了马克思学说，而并非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更非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所以，这些介绍是被动、零星的，呈现的文本是分散、零乱的，甚至有不少错误和曲解。但他们的努力并未白费，而是助推了五四前后“三李带回马克思”的壮美景象。
    受十月革命影响，大批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奔赴国外尤其是日本追求新思想，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十月革命后，留日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因而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依然是日本，主体还是留日学生。马克思主义继续由日本传入中国，并且一度保持着主要传播途径的地位。传播者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为主要代表，简称“三李”。所谓“三李带回马克思”，是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三李”并称，又各有千秋。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李达(1890-1966年)，湖南零陵人。1918年6月至1920年夏留学日本，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总览》，并寄回国内出版。这三本著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先后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社会主义，是打破经济的束缚，恢复群众的自由”；“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李达成为中国又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汉俊(1890-1927年)，湖北潜江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理论体系，但他侧重传播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提出：“如果没有经济学说底参与，就只能得出空洞的观念，而且不能了解现在的社会，尤其不能了解将来世界底组织。”李达翻译《唯物史观》遇到困难，李汉俊热情相助，为此李达在192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附言中写道：“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的援助。”二李友谊传为佳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李汉俊是当时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三李”之中，李大钊地位最为突出。因为李大钊不仅从日本而且从苏俄传入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最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客观介绍了苏俄新政权，而且在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在中国最早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所有这些，不仅表明李大钊已经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全面系统的传播阶段，超越了此前任何政治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水平。
    其实，“三李”不仅传入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随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幕。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至此，在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从世纪交替之际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五四及至建党前后的狂飙巨浪，从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迅速席卷全国。
    (徐光寿，作者为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