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意识产生后，自然空间被对象化。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空间又被资本化、政治化。马克思很早就曾论述过近代以来空间的构成方式和重要意义。他指出：交换的网络、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动，构成了空间，并由空间决定。历史进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演进，历史记忆依托某个物理性或哲学性空间而存在，把联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空间引入历史书写之中，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中有极具特色的空间观念，“天下观”就是其中之一。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之下，京师被设定为天下之中，由城墙拱卫，京城之中复有宫城，以居住皇室。京城周边或曰京兆或曰顺天府，再外围则为“直隶”，南京为首都有南直隶，北京为首都有北直隶。直隶之外为行省。行省之外为藩属，通过朝贡制度维持联系。藩属之外则为蛮荒之地。这种同心圆结构的“空间”，既是地理、物理和有形的，也是哲学、文化、历史和无形的。但是，中国传统的这种空间观念所代表和承载的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和生产关系，在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扩张中遭遇了巨大挑战。在书写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把中国这个空间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把中国历史视为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前辈学人的遵循。可以说，正是空间观念的改变形成了新的历史书写。
    历史研究实践表明，自觉在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突出“空间”要素，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的理解。比如，一部世界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强行复制其生产关系的历史，也就是资本主义在空间维度上排拒其他形式生产关系、进而改写其他空间政治建构和文化的历史。所谓“地理大发现”，其本质是欧洲列强在完全陌生的空间中强行复制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乃至国家结构的过程，其结果不仅仅是当地土著和维京人早已“发现”美洲的历史被改写，整个人类近代史的叙述结构和价值取向都被改变。再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多冠以两三省甚至四省之名，如“陕甘宁”“湘鄂赣”“晋冀鲁豫”等。过去我们多从两不管、三不管，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等角度加以分析，却未能深究这些特殊空间里特殊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文化，不仅造成学术分析的简单化，而且不能透视在这些空间中生产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的特性。再进一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基本依赖工业区和工业生产能力，而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落后的大后方支撑全面抗战。落后的大后方经历了怎样的改造，生产了什么样的产品，以至于能支撑如此长久的全面抗战？从“空间”要素入手，显然可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对“空间”的关注也有利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古老的史学焕发新的生机。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作为一个“世界”，其实正是将其作为彰显长时段综合性史学理念的特殊“空间”。这个“世界”里纷繁复杂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无不与特定空间结合。又如，日本军国主义曾经侵占了整个东亚和西太平洋的辽阔地域。近年来，有学者从通信的角度讨论日本当时的管制结构，从而发现了一个由电缆、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构建起来的巨大技术“空间”，揭示了这一技术“空间”的影响。
    当前，在历史书写中，空间的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物理意义上说，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必定发生在特定空间之中；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又必定是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的。对历史书写而言，空间是主客观的统一和结合。空间制约历史书写的范围、内容和主题，但书写者绝不只是被动的，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想象、界定、形塑。洞悉空间在历史书写中的角色和作用，在历史书写中体现空间这个要素的深刻含义，是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张生，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