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80周年。1938年，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中华国土正日渐沦陷，百姓陷于水深火热。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民众人心惶惶。当日军占领南京，“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否在正确的抗战方针指导下，万众一心、凝聚共识，坚持抗战，赢得胜利？以《论持久战》的发表与传播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及时而准确地研判战争形势，阐明并宣扬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关于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通过引导和塑造有利于抗战的舆论态势，争取最大的团结、坚定抗战的决心，领导全国抗战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在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抗日舆论战中，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岳谦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拿起“批判的武器”打好舆论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舆论战具有怎样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岳谦厚： 1931年，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由此激化了中日间民族矛盾。中日之间冲突的加剧不仅体现在前线将士捍卫国土而同日军的殊死搏斗上，亦体现在民众对战争情感态度的流露。如何打好抗日舆论战，事关抗日士气，事关国家政治军事与民族利益。
    思想动员是革命行动的准备。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舆论宣传特别是报纸的作用，用毛泽东的话说，办好报纸不仅是重大问题且具有“原则意义”，目的在于通过办报办刊占领舆论制高点，以“批判的武器”掌握群众。即使在最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亦坚定不移地通过出版报刊进行社会动员。如抗战时期的晋绥边区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仍拿出边区一级机关开支的30%用作《抗战日报》社办报经费。
    中国共产党是以组织、宣传见长的革命政党。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略，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采取行动，表达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关切。而当时代表中国中央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侵略则反应迟缓无力，甚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来掩盖其“抗日御侮”的不力，并以此敷衍强劲的民众抗日诉求。中国共产党的反应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日作战宣言》，第一个公开表明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和立场，通过抗日宣传工作赢得民众的赞许。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在这种新环境下，打好抗日舆论战更有其必要性。其一，中国共产党认为，应当将抗日战争在形式上变为一种集中全民族人力、物力、财力的“总体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打不好抗日的舆论战，则难以有效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战争中。
    其二，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发展，不仅给民众提供一个了解国家与社会的窗口，报刊等媒体主办者亦通过这一窗口建立了一种输出自己立场、态度、价值观的渠道。事实上，当时的国共两党均通过自身创办的一些报刊等媒体壮大声势。此外，还有日伪扶持汉奸创办的亲日报刊，为其侵略行径辩护。如胡恩溥、白逾桓通过其所办的《国权报》《振报》发表亲日言论蛊惑人心。在这种形势下，若不与之论战，任其发声，则难免形成一种媚日舆论，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麻痹民众的抗日意志，最终危害抗日救国大业。
    其三，尽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但其内部存在国共矛盾。事实上，抗战期间国民党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大大小小的“反共摩擦”不可计数。但由于国共双方共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味使用武力回击则难免加剧两者之间内耗，更何况有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风险。通过发动舆论战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民众介绍真相，对挑起摩擦的一方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进而避免冲突升级，这都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其四，抗战爆发后，日本在军事方面占有优势，战争初期尽管国民政府几乎投入全部力量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规模较大的会战，但总体来看仍是损兵折将，大量国土沦陷。国内随之出现“亡国论”等不利于抗战的论调，这就需要通过舆论战来打击“亡国”言论，塑造必胜信念，提振民众抗日信心。
    宣扬抗日理念指明胜利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发起的舆论动员成效如何？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岳谦厚：舆论动员是战争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对舆论进行引导动员，亦包括对舆论动员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动员。
    以中国共产党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后改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为例，舆论动员的内容大致分以下几类：(1)介绍战争局势；(2)宣传党的方针政策；(3)介绍国际局势动态；(4)报道根据地建设成就和涌现出的先进人物；(5)报道日军暴行和敌占区民众悲惨遭遇；(6)刊登抗日文艺作品。关于战争局势的宣传多集中于八路军对日作战所取得的胜利，以此激励根据地军民士气；对根据地建设成就和各类英雄模范的宣传，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景；通过对日军暴行和敌占区民众悲惨境遇与根据地民众生活的对比报道，激发了民众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日军残酷行径的愤怒。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党报潜移默化地向民众宣扬自己的抗日理念，对根据地民众舆论具有引领作用。
    中国共产党为打好舆论宣传战，既设有广播电台又发行报刊杂志，亦积极鼓励国际友人和国内进步人士前来根据地参观访问或采访报道。如1940年12月在延安成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主要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重要文件、《解放日报》重要社论、国内外时事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等；报纸方面则创办了诸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抗战日报》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报刊既在中国共产党各抗日根据地发行又在国统区发行，如《新华日报》重庆版。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与国民党方面合作创办了以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等。凡此种种，打破了国民党操纵舆论、一味欺饰宣传以钳制民众思想的企图，振聋发聩地向民众发出自己的抗战声音，扩大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舆论战的历史经验看，首先，要确立党对新闻传播媒体的绝对领导。其次，要做到舆论和军事并重，通过舆论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瓦解敌军意志、争取民心。再次，要运用好舆论战的多种媒介且相互之间密切配合。如中国共产党发行的报刊往往在国统区受到新闻检查的制约，在沦陷区遭到日伪的查禁，延安的广播电台则可以通过电波向民众发声。此外，舆论战的论点要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只有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舆论才能够被民众接纳和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哪些产生积极影响的抗战言论？
    岳谦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诸多论述抗战的文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等，内容涵盖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民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领导方针和战后中国社会走向等方方面面。其中，对中日战争走向影响最大者当属《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一文，正确分析了中日间力量对比和优劣势，点明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通过对中日双方进行细致对比，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观念，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中国通过动员全民族力量，使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战。中国人民通过坚持持久作战，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之后，最终能够对日本占领的堡垒和根据地做最后的致命攻击，将日本侵略军驱逐出中国。不可否认，《论持久战》对于提振当时军事失利环境下国人士气有着很大作用。从后来抗日战争的走向来看，亦证明该论述所具有的科学预见性。
    凝聚抗日共识领导统一战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各方力量对于抗战持不同态度和立场，形成了复杂的舆论态势，其中不乏一些消极或负面的舆论氛围。当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这些负面舆论？主张什么样的抗战舆论方向？
    岳谦厚：这种负面的舆论氛围在当时相当浓厚。首先是抗战初期由于对战争前景的绝望而产生的避战或亡国的失败主义论调。“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内部仍有求和、妥协的广大市场。如有人认为中日间国力差距过大，不宜轻启战端，主张以退让、谈判来平息事变。淞沪会战发生后，国联布鲁塞尔会议未予日本有力制裁，加上战局每况愈下，甚至连蒋介石亦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中日战事调停。当武汉、广州沦陷之后，外援几乎断绝，国际局势仍处于绥靖主义阴云之下，消极的“亡国论”甚嚣尘上。加上日本对国民政府的诱降，引发汪精卫集团公然投敌，给抗战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种氛围之下，部分动摇分子卖身投靠日本成为汉奸，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国民党军队投敌，中国抗战遭遇更大挫折。针对亡国谬论，鲜明地树起坚持抗日的旗帜，指出抗战胜利的方向，并对失败主义论调进行驳斥，即是中国共产党与“亡国论”论战的主要立场。
    其次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不甘心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既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又在舆论上指责其“游而不击”。以事实来看，此等言论不值一驳。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游而不击”，又如何能够争取到民众支持，顶住日伪军残酷扫荡，建立了数量众多、面积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又如何能够将军队发展到近百万人呢？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及时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成绩，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实际情况公诸国统区民众，并用事实回应国民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共军事冲突期间，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仍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封锁真相，称新四军不听中央号令，将其冠为“叛军”。中国共产党在澄清真相的同时，由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题词，既表达了对国民党同室操戈破坏抗战的不满，又暗示国共仍处“同室”，理应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由此赢得国内民众和国际友人同情和支持。
    再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正面战场军事压力相对缓解，国民党对日作战积极性下降，出现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对这种态度往往先发制人，批评国民政府的避战反共政策，以国共间的“文斗”取代双方可能的“武斗”。如1943年共产国际因故解散之后蒋介石趁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些御用团体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这种环境下，毛泽东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赢得舆论战的一次成功案例，既使国民党反共阴谋得以曝光，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蒋介石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企图，又回击了若干御用团体“解散”中国共产党的狂言。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攻势巧妙地化解了国共间的一次内战危机，从长远角度来看，也巩固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避免因国共间的武力冲突而减弱抗日力量。
    强劲的舆论宣传振奋抗日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主导的舆论战与政治动员，对抗战伟大胜利发挥的作用？
    岳谦厚：首先，中国共产党舆论战提升了自己在抗战中的政治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击国内亲日势力，既是为争取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应有举措，亦使自己成为中国抗战到底的中流砥柱，大大提升了自己在中国抗战中的政治领导地位，进而赢得了民众拥护。
    其次，中国共产党舆论战避免了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国民党的舆论之争时，往往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国民党的不实宣传予以有力揭露，另一方面仍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继续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往往能够形成民意、争取民心，这给企图破坏两党合作的一方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对方害怕承受破坏抗战的民意责难进而避免冲突升级。
    再次，中国共产党舆论战振奋了民众抗日精神。中日之间国力差距悬殊，这直接体现在双方军力对比上。从正面战场看，中日两军的直接交锋中往往日军处于攻势、中国军队处于守势，且战绩胜少败多。中国共产党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往往有更多可供报道的英雄人物和获胜的战例用来激励人心士气，振奋民众的抗日精神。
    最后，中国共产党舆论宣传有力促进了动员工作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诸多动员手法都少不了舆论宣传，如对“双减双交”政策的动员宣传即是典型例子，而在发展生产、扩军工作中如没有一种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积极支前、参军的舆论氛围，同样很难唤起民众热情。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与舆论宣传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建设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现实舆论。
    总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各种舆论设置与各阶层民众的救国自觉相互咬合、滚动壮大，在民族战争的烽火硝烟中，通过强劲的舆论宣传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精神上的坚忍和意志上的顽强，亦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记者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