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并在党建理论上卓有建树的刘少奇，是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运用发展于中国的先驱和典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研究刘少奇的这一贡献，对今天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待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态度
    一方面，刘少奇格外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强调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刘少奇之所以坚持这一主张，除了基于对毛泽东建党路线的深刻把握之外，还与刘少奇对我们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不够这一现实所具有的深刻洞察有莫大关系。正如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所以中国党历来的组织工作就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基于此认识，刘少奇专门批评了当时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的偏向，大力提倡加强党内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学习，克服我们党理论薄弱的缺点。
    另一方面，刘少奇又特别反对空谈理论，主张要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做到一般原则与具体问题的统一。刘少奇认为一般性的理论与具体的现实问题应是这种关系：“当我们解释一般的原则之时，就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时，就要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样才能使一般原则与具体问题统一。”因此，刘少奇虽然重视理论的作用，但他从不机械地、教条式地使用抽象的党建理论去指导党建的实际工作，而是善于从党建工作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把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并让理论接受实践的检验。
    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表现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刘少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宝库中增添了重要的理论要素，主要包括下几种类型呈现。
    一是丰富完善型，即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某些观点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进行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刘少奇早年在莫斯科留学，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建党学说，打下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扎实基础。他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般原理去指导党的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又坚持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去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比如，强调党要有统一的铁的纪律是列宁建党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党在实行这一原则的时候一度出现了过于倚重纪律和处罚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惩办主义”现象。对此，刘少奇指出：“如果在党内对同志处罚与打击过多，就可能大大地束缚党员群众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可能使党员不敢工作，不敢解决问题，不敢说话，使党变成生气很少的党。”正确的做法是首先从思想上、政治原则上解决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纪律和法律的采用才是对的和有效的。
    二是总结概括型，即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做出理论概括，用以指导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里，刘少奇认为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是保证党的纯洁与独立的重要手段，但是与俄国党开展党内斗争的背景和历史相比，中国党由于其特殊的产生条件并不能照搬俄国党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他指出，俄国党是在反对第二国际各国党组织中存在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的斗争中创立的，因此他们的开展党内斗争的主要方向是反对把党降低到普通工人组织水平的倾向，反对党内的无原则和平，反对党内的派别组织与派别活动，在此基础上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部队。与之相比，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列宁建党学说的指导下建立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受第二国际的影响较小，因此成立之初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并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产生条件，一方面使其在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在主观上严格遵守列宁式原则的党，一开始就有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另一方面则使中国共产党常常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党内造成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刘少奇在比较了俄国党和中国党在开展党内斗争方面的不同特点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内避免机械过火地开展党内斗争的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正确的适当的党内斗争的一系列重要原则。
    三是独创型，即立足中国共产党的党情，通过研究党的建设规律所提出的具有首创性的新原理和新论断。在此方面，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谓最具典型。刘少奇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角度论述如何建党的问题。毛泽东基于中国党的特殊情况提出要着重在思想上建党，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发展，对于党员个体而言，他们应该怎样锻炼自己、修养自己才能达到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回答的正是这一关键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全面论述了关于共产党员修养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精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个体党员进行党性修养提供了重要指南，由此决定了该文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四是探索型，即基于对某些在实践中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充分论及的新课题新问题进行探索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建设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如何建设党？这些问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未作出系统阐述，而刘少奇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不久就开启了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比如，在1951年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鲜明地提出，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党已经在全国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如此才能使党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这一论断实际上提出了，在党的执政条件下如何解决好党的自身建设与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比如，在1955年，刘少奇在同各省、市负责人的几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要处理好党委领导和党政分工的问题，主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业务部门的工作要做适当分开，各自的职责权限要划分清楚。类似这种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讨，在刘少奇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著作中多有论述。（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