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党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至今，我国发生了巨变，新闻学也成为“显学”。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新闻理论研究所走过的历程，探讨研究的主题及其形成的语境，对于理解它的格局、状态与前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尝试通过分析三个关键概念及其对新闻理论面貌的影响，来呈现40年间新闻理论研究的基本演变脉络。
    信息概念的引进
    与回归新闻本位的努力
    改革开放之初，新闻理论研究的主题是批驳“新闻无学论”，探寻新闻学的科学性。新闻学者姚福申对此作了非常明确的说明：“新闻界试图把新闻规律作为维护其自身纯洁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对学术界来说，探索新闻规律则试图为新闻学科建立核心概念，构建新闻学框架，为‘新闻有学’打理论基础。”正是在这种追求推动之下，新闻界重申了新闻本原等基本概念，并且引进了信息概念作为支撑。前者自1979年始，老报人徐铸成等撰文呼吁“报纸要以事实说话”，尤以《新闻战线》发表的《新闻必须完全真实——陆定一同志对本刊记者的谈话》影响最大。后者源自对传播学的译介，学者余也鲁翻译了《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居延安发表了《新闻与社会信息沟通系统》等文章。1986年，我国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甘惜分宣布放弃他原来的新闻定义，准备把落脚点放在信息上，继续探讨更加准确、严谨的新闻定义。
    信息概念借助信息论背景，与新闻事实共同建构了新闻理论的本体部分，为“科学的”新闻理论研究建构了完整的逻辑。首先，它为新闻设定了更为明确的标准。报道新闻到底如何实现、何以算作实现呢？信息提供了“消除认知上的不确定性”的判定标准，进而延伸出了信息量、信息密度等新的分析概念。其次，信息作为源起于工程科学的词汇，赋予了新闻真实、准确等概念明确的边界，减少了判断的主观成分。再次，它使读者需要等概念有了更明确的落点，成为新闻学吸纳心理学、经济学概念的黏合剂，使新闻传播的受众本位取向有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为经济新闻成为报纸主角等新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当时的新闻改革。新闻学者宁树藩评价道：“信息观念给新闻学研究所带来的变动是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深远。”的确如此。
    媒体商品属性的确立
    与传媒业市场化发展
    传媒学者宋建武认为，媒体传播信息所耗费的资源在当代社会有两种基本补偿模式，一是动用社会资源直接予以补偿，二是产业化补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产业化补偿逐渐成为新闻媒体发展的主导模式。该问题在理论上的解决，是以新闻媒体商品属性的确立为基础的。新闻学者童兵指出：“关于新闻商品性问题，又是中国新闻界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然提出，必须正视，必得解决的一个关键课题。”
    1979年我国媒体获批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之后，传媒经济问题即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著名报人安岗1981年就提出，“撇开各种政治因素不谈，报纸作为一个特殊的商品，它已经进入了市场竞争，由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购”。此后，我国提出了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决策，新闻是否是商品再次成为论题，但被多数学者否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如新闻学者李良荣所述，“媒体是否具有商品性，媒体能否实行市场化运作的争论立刻在全国展开。几乎所有新闻学术刊物、老中青三代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者都参与了进来”。李位三等学者认为，新闻是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介必须面向市场；时任新华社社长郭超人等认为，读者花钱是与媒体载体进行交换，新闻作为精神产品，不能作为商品交换。新闻是否具有商品属性这一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意识形态、社会责任、传播效益、运营管理等新闻传播实践的几乎所有领域。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持续到了世纪之交。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新闻媒体的产业属性逐渐得到了确认。但是直至今日，媒体的市场化导致的各种问题依然是新闻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
    新闻媒体产业属性的确认，使传媒经济学成为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显学”。首先，新闻媒体产业属性的确立，使得成本、需求、绩效等词汇成为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常用术语。其次，它为资本、技术等诸多经济要素引入新闻理论研究和媒体实践设置了空间，资本运营等成为探讨媒体改革的常用语汇。最后，它为引进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新闻媒体的市场规制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
    与深层逻辑的调整
    新闻理论研究的信息模式确认了新闻工作的专业品质，商品模式释放了新闻媒体发展的能量，但是作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新闻舆论工作还是党的执政资源，承担着国家使命。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界在新的语境下再度清晰地认识到，新闻理论研究不仅要厘清新闻传播自身内在的逻辑，更要从国家发展的高度思考其道路和方向问题，中国特色新闻学应运而生。
    1983年，时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即撰文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设想，随后童兵等学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作了探讨。199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1996—2000)规划要点》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出版学”的目标。2002年，南京大学教授丁柏铨出版了《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理论的调整作了系统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和新闻舆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新闻界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更加自觉。
    中国特色新闻学以明确研究道路为核心，在信息模式和商品模式的基础上对新闻理论研究的逻辑重新作了“顶层设计”。首先，它重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夯实了研究的理论根基。其次，它重申了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图景。信息模式从个人的信息需求、商品模式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力图构建自足的新闻事业，中国特色新闻学则再度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等概念置于核心地位，要求新闻理论研究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再次，它重申了政治家办报等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强调了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等新的理论成果，克服了部分研究的“去历史”“去政治”倾向。最后，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审视全球传播，以全球化视角关注跨文化交流和中国形象塑造，为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胡乔木曾说：“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新闻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变，对新闻理论研究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时代课题，新闻界在回答这些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经过艰苦的理论创新，建构了新闻理论研究的信息模式、商品模式，为新闻改革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其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但是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它们也逐渐暴露出不足。信息模式以新闻规律的名义努力拒绝外界干扰的同时，逐渐忘却了新闻传播的国家使命与历史任务，商品模式的基本假设则是思想自由市场目标下的媒体自治。中国特色新闻学正是在时代转变的要求之下，重申新闻传播与国家发展等根本问题和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等核心议题，并以这些根本问题和核心议题调整了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层逻辑。
    (祁涛，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