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进路

      1978年至今4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步。直到近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仍然超过6.5%，保持了在世界上相对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几个基本要素：不断积累的物质资本、增长的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制度环境的改善。在1978年之后，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了成功。依赖于极高水平的储蓄率，充足劳动力，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不断增长。在中央政府推动下，中国的制度建设也在明显向着更高质量迈进。在上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及几个主要影响经济增长因素改善过程中，改革开放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虽然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但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现有的经济理论能够给出很明确的回答，并且也有很多经验研究论证了这些理论观点。

　　对内改革是互相依赖的全方位改革

　　对内经济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虽然都承认资源稀缺，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现代经济学理论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市场有效性，承认其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研究转轨经济的经济学者早就指出，传统计划经济有两点根本问题难以解决：一是信息问题，难以收集众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真实需求和生产能力信息，从而难以有效作出生产分配计划；二是即使当前大数据和高速计算机扩展能够处理大量信息，也难以解决激励问题，即人的能动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以创造最大数量、最高质量和最被社会需求的产品。而市场经济体制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分散决策，家庭和个人根据自身需求和市场价格决定对产品的购买，企业根据产品价格和自身成本决定如何生产，自利的动机使得他们的行为能够自发展示其真实需求和成本。并且，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企业有努力降低成本、创新新产品、提高质量等动力，这些都有利于长期发展和有效利用稀缺资源。市场价格的变动是最直接的激励，能够引导资源流向社会最需要的领域。在市场经济和允许私人拥有财富的条件下，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增加和素质提高、技术创新都成为因自利而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即使达到相同的经济增长目标，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能更快达到，因为没有计划经济的层层审批。

　　市场化改革最早发生于中国的农业部门，这是由于当时农业生产方式的个体性使得该部门最容易改革——每个家庭都可以完成一定数量土地上从生产到收获的全部过程，因此只需要将耕地承包权分配到家庭，即能解决激励问题，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农业生产力的上升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求人口流出到其他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和地区，这进一步促进了户籍改革以允许人口流动，也促进了私营部门发展以吸纳就业。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凸显了传统计划经济下没有激励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的弊端，并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度显然大于农业改革，因为企业的大规模协作生产方式使得单个个体难以进行，即难以通过分割企业来提高激励改善效率，只能采用解散冗员方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种改革方式显然会带来较大社会问题，但在上世纪末仍然得以有力地执行，这要归因于另一项之前已经进行的改革，即分权改革。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分散决策，激发各主体能动性。在政府层面同样如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积极性也被认为是改革过程中重要一环。在这个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制度使得中国得以快速发展：一个是财政分权，另一个是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机制。从改革开放起，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如何划分权责不断进行探索，并且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达成了财权、事权的大致分配。在这之后，地方政府有动力发展本地经济以获取分成对应的税收。而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仍然在亏损，这将占用大量地方财政资金补贴，也促使了地方政府即使面临国企改革重重困难，仍能够坚持完成改革。此外，官员晋升依赖于其政绩，这对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破除改革障碍提供了正向激励。很多学术研究都表明，在本地治理经济较好的政府官员以更大概率获得了提升，而这种相对地区间竞争促进了整体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央政府保持了官员晋升通道的权力，结合管理及财政分权使得经济改革得以实行和经济最终得以发展。

　　除了以上政府内部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也是地方竞争得以实现以及各项政策试点改革可以进行的关键。一些学者指出了中国存在M型的经济结构的作用，即各个地区基本都具有较全面的产业结构，从而地区间形成了直接竞争。这种经济结构区别于其他计划经济如苏联和东欧时代的U型结构，即分专业部门的分工经济结构。U型模式由于整个经济形成互相依赖的分工模式，难以在局部进行试点改革，也不能有效进行地区间竞争，除了具有更好的规模经济效应外，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M型经济结构可以说为之后改革成功提供了条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使得他们竞相引入私营经济，促进了改革实效和经济发展。时至今日，私营部门产值、就业量占据城镇就业绝大部分比重，并且地方政府仍然在为发展私营经济不遗余力继续创造条件。

　　通过地方政府间经济发展的锦标赛竞争只能是在缺少现代制度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和建立现代制度存在长期难以协调之处。在长期，现代社会要求政府除了维持经济发展，还要在教育、医疗、缓解贫困和不平等、减少污染等众多方面作出贡献。以经济竞争为指导的非正规制度仍然不能适应长期经济健康发展需要。

　　除了内部分权竞争压力维持经济发展，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得政府倾向于维持相对不差的制度。比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遵守国际经济规则使得政府在一些经济行为上受到制约，在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情况下也需要有好的制度来服务。这就涉及到对外开放对内部改革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在1978年之后的40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步。要说明开放程度的进步，同样只需要看几组数字就够了：相比1978年的微不足道，至今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世界总额的10%，每年货物贸易顺差超过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均达到世界第一；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少，到2015年已经上升到1356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中国对外投资2000年时仅9亿美元，2015年上升为1276亿美元。这些指标增长均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不只是经济全球化，在社会全球化方面中国也在进步。2016年入境外国游客数达到3148万人，而我国出境游客更达到1.22亿人。

　　瑞士的KOF经济分析研究所(KOF Swiss Economic Institute)编制了KOF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Globalization)以反映一国的全球化进程。KOF全球化指数包括经济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社会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Social Globalization)、政治全球化指数(KOF Index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总体全球化程度以这三个指数为基础加总而成。其中，经济全球化指数包括两类指标：一类指标度量包含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持有以及付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这些实际涉外经济流量占GDP的比例；另一类则度量该国家或地区通过进出口壁垒、关税资本账户管制设定的外贸限制程度。社会全球化是对信息和思想全球性交流程度的度量，是个体交流、信息交流以及文化三方面指标的加权平均：个体交流方面的指标包含跨国电话量、跨国汇款(占GDP比例)、国际旅行、国外人口占比、人均跨国信件；信息交流方面变量包含千人电视量及网路、人均报纸交易；文化全球化则以人均麦当劳数、人均宜家数及书籍交易占GDP比例近似计算。政治全球化是指该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政治的程度，由该国的使馆数目、该国家或地区为成员的国际组织数、联合国和平特派团成员数加权计算得到。

　　通过这个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全球化程度在改革开放后有了一定进展。中国总体全球化指数值在1978年为26.16，远低于当时美国的63.17；但到了2015年，中国总体全球化指数已经上升为61.23，而同期美国仅上升为79.95，两国已经大幅接近。中国经济全球化指数在1978年为17.42，美国同期为49.04；到了2015年中国上升了超过一倍至38.5，美国上升为63.83，两国仍然有较大差距。社会全球化指数1978年中国为12.08，美国为58.98，到了2015年中国上升超三倍变为51.6，同期美国为80.6，虽然靠近但仍有差距。政治全球化指数1978年中国为48.96，美国同期为81.5；到了2015年中国上升到93.6，无比接近美国的95.43。

　　可以看到，中国全球化进程在改革开放后有显著推进，最明显的进步是中国政府积极与各国建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这些看似和经济无关的行为实质上为中国经济发展构建和平的外部环境提供了极大支持。

　　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中国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的开放度大幅提高，关税壁垒、资本账户等仍然存在管制。商品贸易的扩大让中国融入更大的全球市场，能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利用低成本劳动力发展加工出口型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提高了我国劳动收入，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此外，外资进入也使得中国企业能够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培育了大量本土企业家。外国的产品、技术等通过商品和技术贸易、资本投入带来的外溢效应等为本国企业所学习，加快了本土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这些都直接带动了中国发展。

　　对外开放的另一个进步是大量的国际人员交流出现，让中国培育了大批国际化人才，从而能够进一步汲取各方面国际先进经验。当前，我国每年出国留学生达数十万，大部分学成回国并对引入先进思想、文化以及技能带来直接作用。对外开放带来的外部压力提升了中国的制度质量，反过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可以想象，正是由于我国在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的对外开放措施，并且后期持续开放努力融入世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也相应取得大进展。对外开放交流在极短时间内让人们了解世界、了解先进做法，修正大部分人特别是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原有观念，加快了制度建设和经济改革。加入世贸组织等要求中国制度进一步完善，推动了中国的现代经济制度向国际靠近。

　　未来将继续推动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经济理论的指引，也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社会进步的需要。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极大地融入世界。如今，中国经济运行基本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人民的私有财产也能得到相当有效的保护，使得人们乐于储蓄并带动投资增长；法治社会在不断完善，使得市场交易能够得到法律保护。这些进步带动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但仍然有改进空间。比如，对外开放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放宽；司法体系独立性、制度透明性等有待继续加强；生产要素市场如土地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加强，等等。

　　虽然还有一些问题，但基于笔者的判断，中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在改革和开放问题上将是持续“改善”的过程，即逐步改良现有制度，调试中向最优条件过渡。完全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可取，最优选项理应在二者之间，中国还有较充分时间和能力进一步做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经济，最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孙文凯，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