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四重哲学意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键支柱，具有厚重的哲学意蕴。主要可以从以下4个层面把握：在立论起点层面，融贯了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精髓要义，明晰了人与自然的交互性状态；在原则继承层面，继承了儒家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普遍原则，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基础；在思维发展层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思维；在模式超越层面，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开启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模式。

　　融贯了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立的前提是两者之间必须具有交互性关系，只有人与自然在多方面实现交互性循环才能使两者实现和谐共生成为可能。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内在蕴含的这种交互性关系，本质上与中国儒家自然哲学中“通”的理念是十分契合的。

　　“通”指的是两个或更多实体之间在物质、能量、信息、情感、精神方面的相互交换、吸收和影响。自然现象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自身、人与人之间等都表现出不同的“通”。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论起点就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通”。

　　《黄帝内经》中专门对人的生理器官与自然界之间的“通”进行了论述，“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这从人与自然相通的关系层面指出了人作为有智慧和德性的万物之灵，获得了天地的精华之气，与整个自然相互贯通，正向相关。

　　人类正是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的。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就强调了人与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渗透的交互性关系，“自我通过新陈代谢与生态系统相互渗透(至少从隐喻的意义上说)，世界与我成为一体了。”

　　人与自然的“通”，实际上反映出人和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整体性、交互性和共生性。在这种“通”的关系中，人既是自然的一个环节，又对自然拥有同情、关爱、欣赏、友善和赞美等恻隐情感，使人能够在自然中形成心灵感应，出于内心道德来自觉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

　　可以说，“通”既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的前提，又是两者维系这一关系的状态表征。

　　继承了儒家生态哲学中“天人合一”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均继承了“天人合一”的普遍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物理前提，是在事实层面上对“天人合一”基本原则的继承。

　　从物理层面讲，“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一气贯通，万物一体，无论是地上的泥土还是草木，无论是动物还是贤人，都是由气贯通起来而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

　　同时，在人类社会中，“天人合一”不仅蕴含着基本的事实关系，在价值层面上，还对我们的生存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作为价值指导原则，“天人合一”对人类的思维和行动起着规范引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就充分体现出了“天人合一”在价值指导层面的意义。

　　这一价值原则起作用的过程，或者说人类遵循这一原则并践行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从而实现共生发展的过程。相反，如果人类不承认“天人合一”的基本事实，看不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遵循“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那么就会导致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只讲索取、利用，而不讲保护和修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可以说，将“天人合一”内化为一种价值原则，是更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

　　人与自然这两者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彼此对象性依托，协同性进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交互性的对象关系的基础。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键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之间表现出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关系，体现出两者的同一性。

　　实践的方向和途径直接决定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实践活动对本国范围内以及相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循环状态错乱从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的逐利属性。

　　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所主导的一切生产方式最终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这一目标就驱使着资本家们为了实现资本无限扩张而极力榨取掠夺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逐利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由良性循环转变为恶性中断。

　　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新时代生态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践发展需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维，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全新思维，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第一，自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同时又是人类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人类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密不可分。只有自然好，人类才会好。

　　第二，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具有目的性，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就实现了“自然人化”，所以，实践活动的目的性的确立直接影响着“自然人化”的方向和进程。而确立这一目的性，前提就要顺应自然规律。

　　第三，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在大趋势上是同步的，两者具有同一性，这也就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具有交互性关系。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自然界的要素成为了人类自身的一部分，这就实现了“自然人化”，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进行，自然也必定会打上人类的烙印，这就是“人化自然”的过程。“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统一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

　　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这明确了我们在新时代所采用的现代化模式的基本维度和重要遵循，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反拨与超越。

　　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被奉为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模式典范，被认为是落后国家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教科书”“参考答案”“路标指南”“唯一选择”。但是，随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消费异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暴发，人们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

　　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追根溯源主要是由近代西方认识论中所持有的主客二分的基本立场演化而来。按照主客二分的基本立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主体和客体，人类为了实现求知、生存、发展等主观愿望，就需要把握作为客体对象的自然所内在具有的运动规律，这就形成了知识和科学。

　　由此，科学技术就被人类作为满足人类自身发展欲望的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中介和工具。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及其代价则越发被弱化，人们逐步习惯了用市场价格来衡量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价值，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沦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异化关系，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对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实现了超越：

　　第一，明确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伤害自然最终会伤害人类自身，这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范式。

　　第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方略指引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新时代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超越了西方模式中单纯追求资本无限扩张和经济无限增长的生产方式，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

　　第三，倡导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超越了西方的消费异化。西方以“炫耀消费”“时尚消费”“贪婪消费”为典型代表的过度的消费主义将加强对资源的压榨和掠夺，而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正是要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的限度之内。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绿色发展。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儒家生态哲学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维，克服了西方传统的生态思维的缺陷，反拨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传统模式，显示出强大的模式变革和转向力量，为成功应对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方法引导。

　　(本文为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普惠性与差异性平衡视域下提高民生水平研究(项目编号：19CKS018)；作者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