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意识与中国传统美学研究

　　作为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方法论意识能从宏观层面导引科研进展的方向。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如何研究中国传统美学、阐释中华美学精神，使其有效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要求理论工作者在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话语等方面具有一种自觉的学科研究方法论意识。

　　研究路径中的学科意识

　　开展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及其内在精神的阐发工作，首先面对的是美学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对美学学科定位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到最终的阐释结论与理论效应。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一个学科意义上的美学门类，而“美”字亦非最为核心的美学范畴。因此，面对各种经学、子学、史学、文论、诗品、画论、乐论等著述，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材料以及通过何种问题域切入方称之为美学研究，就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种美学学科意识是现代以来学术分工体系的产物，是学术研究的深化，其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整体性方式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以一种学科意识来对其进行研究。事实上，面对这种整体性，终归是需要一种打开方式的。以美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与阐释工作，不是要去撕裂整体，而是为了找到一条门径、一个视角去感受整体，并在形象性感受中建立起自身视野、自身问题域与文化整体之间的交流、碰撞、拓展与调整性关系。这既是一个不断还原历史整体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转化的过程。以表面的单学科为门路，实际进入的是整座跨学科大厦，只要处理得当，就不必过于担心知识的窄化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肢解等问题。

　　作为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美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意欲打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性层面，并依此感性层面去探索与文化整体的相互关联。以感性及其价值关联性为学科意识参照，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所涉及的生命感悟、情感体验、自然观照、人物品藻、文艺—仪式—器物创赏、生活情态、政治图景等感性层面都可成为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研究者的问题域与研究对象呈现形态的相互结合，就可以形成一条学科研究路径。由于研究者的问题域是不同的，而传统的研究对象与价值指向也是多样的，故这种既展现中国传统美学对象形态，又代入当代美学问题意识的研究路径必然也是多元的。当代美学界以生命、生活、生态环境、身体、心性、伦理—政治、意象等为核心的多样美学研究路径，其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差异化的问题意识与相关感性对象视域融合所产生的不同理论结晶。不同的理论研究形态只是不同的切口而已，其间所存在的学术歧义问题应该讨论，但开放多元的研究路径是应该不断去开拓与鼓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感性展现，本就要求多元的美学研究路径。

　　研究视野中的比较意识

　　既然是以一种现代以来的学科意识为路径来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与阐释工作，那这种研究就注定具有跨文化性质。这种跨文化性质既体现为跨中西(外)文化，又体现为跨古今文化。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学科诞生于西方，其关于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之理论格局也是在西方文化中得以奠定的。这就表明，以美学学科意识来切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语境的比较与交流。同样，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是当代人对历史文化的整理与阐释，当代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亦构成了研究者的思想前提。这种当代视域与传统历史的比勘、对话，其本身就是在激活传统、发展传统、转化传统。

　　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的中西比较意识，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停留于去呈现中西美学的差异或共通，而是应当以一种潜在的美学学科参照意识去归纳、阐释中国古人基于美学基本层面的不同所思所感，从而提炼出一套与其他文化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由于是以中西相对达成共识的美学基本层面为切口，故具有共同性；同时由于在美学基本层面的内涵理解及其与文化整体关联性等方面有着自身特色，故也具有差异性。于此比较意识中，研究者方能超越中西文化的各自偏执倾向而进入真正的对话与反思、互鉴与融通。

　　除了中西美学比较意识，中国传统美学研究更应该注重古今美学的比较意识。随着世界学术信息共享速度的同步化，中西比较的分量更快地让渡给古今比较。精神信仰、消费文化、生态环境、艺术观念、虚拟空间、美好生活、美善政治等关涉个体与共同体生存命运的问题渐趋成为当代社会要应对的普遍性问题。要更好地阐释与解决这些问题，不但需要当代的理论思维与实践方略，同时还要从古人那里吸取智慧。带着当代的问题意识进入传统美学，去创造转化，古为今用，能体现出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是不断变化的，当代美学的理论方式也是发展的，因而研究传统的视野也是不断变化、推陈出新的。研究者如果具有了这种自觉的古今比较意识，学术的趋新也就不是时髦的炫技而是言之有据、行之有效的理论创新。

　　研究话语中的虚实意识

　　以学科意识与比较意识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可以形成一套同异互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这套理论模式既具有可供不同文化达成共识的层面，亦有着需要其他文化通过对话来交往理解的层面。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的美学理论模式需要一套中国式的美学话语体系。相对来说，西方文化的美学话语强调概念的清晰与逻辑体系的周密，是以实为主、以虚辅之。而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美学话语往往注重范畴的感悟与意象性批评，是以虚为主、以实辅之的。因而，在言说、阐释中国传统美学时，需要注意保持一种研究话语的虚实意识。一味地注重逻辑思辨之实，固然更有利于交流对话，但会对传统美学特色造成伤害；全然地使用印象式的体验之虚，虽更能贴合古人心灵，但不利于对话交流。在理性精神浸染的今天，中国美学研究话语与理论表达也许更需要辩证地处理好概念的辨识与玩味之间的关系。

　　中国传统美学有着强大的“以诗论诗”的审美品鉴传统，这种品鉴传统本身就是诗化的。以一种审美方式去阐释审美本身，并去感悟“言外之意”“象外之境”的话语模式是中国传统美学知识学的独特性所在。这种话语模式需要与志同道合的知音来确保心灵之间的交流与文化的传承，其维系的是一种独特的文人趣味。对局中人而言，这种话语模式保证了审美与文化整体的关联性，保证了美与其他文化价值之间的通达性，可谓中国传统美学的胜场。但对局外人而言，这种话语模式则显得过于飘忽玄虚，其可传达性与理解性是大打折扣的，也可谓中国传统美学的局限。在注重公共理性的当代社会，在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建构一种可供交流又能维系传统话语余味的“虚实相生”之话语模式也许可成为一种选择。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一维，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性话语本身就以自身的模糊性与意义多元性来确保其与文化整体性的勾连以及体验的审美超越。这一特性使得很多范畴、命题难以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造成了今人对其内涵理解的含混性。面对这种情况，今天的研究者需要引入一种理性的逻辑辨析精神，实事求是地尽量阐述清楚其中的理论要义，让古人的见解能在今天发挥切实的意义。同时，为了不过多地损耗传统美学的胜义，在逻辑辨析之下还保留一种“抟实为虚”的“文外曲致”。也就是说，这种话语模式的中心应当是清晰的，而边缘则可以是模糊的。事实上，逻辑清晰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价值的体验生成之间并不矛盾。就如同哲学是靠理解产生情感认同一样，生命体验的审美超越也可源自理解的动力催发。对美学范畴、命题与观念进行意义澄清，有助于当代人消解语言之含混，让人领略先哲美学智慧之一体贯通。以逻辑之实为节点，以边缘之虚为张力，构建一种美学整体之网络，亦有助于呈现中国思想原典“形散”背后“不散之神”的理论鲜活力。如此，方能通过概念又超越概念而觉解“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之妙谛。

　　　(作者：余开亮，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