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共产党宣言》是一个系统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它在中国的传播，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然而，20世纪30年代以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和传播并不同步，而是经历了一个差序性的、渐进的过程，总体上呈现出递进性翻译与选择性传播、多路径传播与多梯次传播、主观性解读与“中国式”解读、传播与中国化的双重变奏等特点。系统总结《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的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比较中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信仰。
    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都是由于受到《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感召而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20世纪30年代以前，《宣言》虽然是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但它的具体理论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差序性的、渐进的过程，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
    一、递进性翻译与选择性传播
    “递进性翻译”是指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宣言》时，呈现出从“只言片语”到“部分章节”再到系统的全文翻译的逐步递进过程。“选择性传播”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从各自的阶级利益、政治需求以及理论旨趣出发，对《宣言》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有目的、有选择的传播。
    (一) 《宣言》的递进性翻译
    1848年《宣言》一问世，就开启了它在世界各地的翻译和传播进程，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然而，与《宣言》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情形不同，其最初进入中国的历程既晚且缓，呈现出鲜明的递进性特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前，《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
    一是对《宣言》进行摘译或片译的阶段。1899年至1907年间，早期知识分子主要是对《宣言》的个别单句和段落进行摘译，并且多是集中在《宣言》前言和第一章的开头几段、第二章的文末几段以及第四章的结束段，尤其是全文的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曾先后被赵必振、朱执信、宋教仁、叶夏生和廖仲恺等不同的知识分子反复翻译。
    二是对《宣言》的部分独立章节进行翻译的阶段。1908年至1919年间，中国人向日本的学习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们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了大量翻译。这一阶段，留日中国学生翻译《宣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篇幅更长，部分独立的章节逐渐被完整翻译。例如，1908年1—3月，民鸣曾先后在《天义》报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与《宣言》前言和第一章;1912年，广东的《民生日报》也刊发了陈振飞翻译的《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 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其翻译的《宣言》第一章《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等等。
    三是对《宣言》正文全文进行系统翻译的阶段。1920年，受《星期评论》杂志委托，陈望道参照日文和英文蓝本，首次对《宣言》进行了全文翻译，这是《宣言》在中国早期翻译和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掌握《宣言》的理论内容和精神实质从而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影响至深。毛泽东曾回忆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宣言》正文全文及其相关序言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翻译与传播，极大地满足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和中国人民对科学真理的渴求。
    (二) 《宣言》的选择性传播
    《宣言》最初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并非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一种“不自觉”或“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一种有意识、自觉的活动。事实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递进性翻译《宣言》的过程，也是在对《宣言》的具体理论进行选择与传播的过程。
    在早期知识分子中，先后对《宣言》进行选择性传播的主要有外国在华传教士、资产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之所以对《宣言》进行选择性传播，都是希望以此来诠释自己的理论主张与政治活动。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例。以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叶夏生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具体摘译《宣言》时，都进行了各有取舍、各有侧重的介绍和传播。他们对《宣言》的某一理论进行选择性传播，并非由于他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试图以此来宣传和完善自己的革命学说———“三民主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寻求理论支撑。例如，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朱执信根据自己对《共产党宣言》的阅读和理解，频繁地使用了“掠夺”“压制”“争斗”等具有革命性的词汇，尤其是摘译了《宣言》第一章开头有关“阶级斗争”的话语。这表明，虽然朱执信了解《宣言》的全部内容，但他却主要选择并传播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对“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等内容却只字未提。再如，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明》一文中，叶夏声主要对《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进行了介绍和传播。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三民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且明确表示反对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他希望借助这十条纲领来描绘和诠释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思想。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宣言》的目的与其他派别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学说来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
    《宣言》的进程中，也表现出选择性传播的特点。例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节译了《宣言》前两章的部分内容，但他主要对《宣言》的唯物史观作了选择性传播。在传播唯物史观过程中，他又重点介绍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指出了“经济竞争”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金线”。与李大钊不同，陈独秀主要对《宣言》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选择性传播。他指出: “由资产主义的社会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之间，必然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就是劳工专政”，而要实行劳工专政，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应该说，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的理论旨趣对《宣言》作了不同的选择性传播，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服膺与信仰，是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拯救中国”。
    二、多路径传播与多梯次传播
    多路径传播，一方面是指《宣言》传入中国有日本、欧洲、苏俄等多条路径，是以多国语言文字为蓝本翻译过来的;另一方面是指《宣言》在中国传播也有多种途径。梯次性传播是指《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经过了多梯次的传播逐步到位的。
    (一) 《宣言》的多路径传播
    一是《宣言》传入中国的多路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日地缘接近、日本学习西方比较成功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影响日益扩大等，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的最早中译本(包括《宣言》)大都是根据日译本转译过来的。例如，1903年2月，留日学生赵必振就翻译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其中提及《宣言》共计四次，并对《宣言》最后一段话进行了摘译; 1908年1月，《天义》报刊发的《〈共产党宣言〉一八八八年英文版序言》，也是由“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