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够有三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是“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期间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最近，一些有关非公经济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当前非公经济的地位与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非公经济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呢？
    首先是非公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是如何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呢？我们是通过“放开”和“开放”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初的萌芽，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萌芽茁壮成长。所谓“放开”，就是放手取消计划经济时代强加给其它经济成分的羁绊，放手让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非公有制经济最初是在公有制经济布局相对稀缺、产业空间大，而人民群众的生活、当地的经济发展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填平补差”，继之是随着条件的成熟，向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层次发展，进而成为“两个毫不动摇”有力的一翼。这方面的案例当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代表。所谓“开放”，就是通过独资和合资的形式吸引外商进来。这方面当以江苏、上海、广东、福建为典型代表。当然，这些地方的非公经济的发展也非常活跃。也可能正是非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吸引外资的环境，非公经济天生与市场经济相融，他们的兴起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
    有必要指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对当代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贡献。选择“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苏联由于公有制的程度高，缺少非公经济发展的空间，即使放开也难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难以形成弥补传统公有制的低效、支持改革的缓冲地带，不得不实行“激进式”改革。中国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空间大，放开就可以发展，这样就形成了“渐进式”改革所必需的缓冲地带，“渐进式”改革水到渠成。
    其次，非公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优秀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促进经济活动的中坚力量。非公有制企业从一开始就活跃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就是在竞争中茁壮成长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非公经济催生了企业家，企业家又促进了非公经济的发展，继之又有了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的社会需要千千万万的优秀企业家。
    再次，非公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这里的公有制经济，通常表现为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的发展可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1)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会形成“鲶鱼效应”，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逼迫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由于非公企业的活力，以及所遵循的市场规则，使得国有企业在和这些企业打交道中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活力，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则。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完全是被非公企业拉下市场经济之“水”的。(2)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目标模式，而混合最基本的要求是两方面的力量的组合，一方是国有经济，一方是非公经济，没有非公经济这一方的发展，又何来混合所有制呢？(3)非公经济在发展中造就的管理人才，形成了经理市场，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准备了必要的经理人才。
    非公经济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
    今日之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民生活已从短缺走向富裕、从贫困走向小康，非公有制经济功不可没。客观的事实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据，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非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言，也应当给非公经济以充分的肯定。自主创业者无一不是非公经济从业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创业、创新者一开始就是市场行为。世界上大多数创新，都是市场行为下的创新。市场经济下的创新是具有广泛参与性的万众创新。一个国家的创新状况取决于其民众的普遍参与程度，取决于商业氛围。大众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形成浓郁的商业氛围，而且可以促进信息共享、创意涌现。这就如同一项体育活动，一旦成为一个国家的全民运动，这个国家在该项体育活动的赛事中就更容易取得好成绩。纵观世界历史，是万众创新带来了国家繁荣。所有这些，用我们的话语体系表达，都是非公经济的行为。如果我们期盼万众创新，我们就必须给非公经济以充分肯定。
    应正确认识对非公经济的改造问题
    关于非公经济的发展，有一点必须甄别，这就是对非公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当年之所以对民族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起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欲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并且预期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建成。二是在诸如抗美援朝这样的重要历史时刻，确实存在着少数商人的不法行为，于是就开始了通过一定形式，将其转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现在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非公经济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认识，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首先是我们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次，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多种市场主体。据此我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两翼，长期并存或互相交叉(混合经济)。如果折其一翼，中国经济就难以持续飞行。
    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经济的企业上
    另外，关于要让非公企业里的员工参与民主管理、分享利润的说法值得推敲。按照我们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不存在分享利润的问题，利润是对资本的回报，利润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作为在非公企业就业的职工，面对的是怎样通过和企业谈判，获得自己应得的工资和其他利益的问题。这与民主管理和分享利润没有关系，民主管理更多的时候是国有企业的规则。大家都是共和国的主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应当推行民主管理，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规则照搬到非公经济的企业。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为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就我们德国来说，与其抱着守株待兔的态度，静候着别国由于政策失当，把它们的工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工业不得不流亡到我们这里来寻找避难所，不如不要等待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而主动提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这样做不是要聪明得多吗？”李斯特的话在今天也不过时。当前，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地发展，我们必须为非公经济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和政策环境。
    (李义平，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